但是，斯大林绝对不能允许党内不同政见者对他的地位与权威的挑战，不同理论观点的论争最终演变成了一场从思想到肉体的“清洗运动”。奥尔忠尼启则起初是赞成斯大林“反击”的，但随着许多战友的入狱、流放、抄家，甚至被成批枪毙，一个月内，竟有千余人被杀，他感到疑惑不解。他不相信有这么多的“反党子”、“托派分子”、“现行反革命”，他曾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斯大林说情，如奥尔忠尼启则的副手、重工业部副人民委员皮达科夫后来被捕了，他立即找斯大林为皮达科夫说情，还到狱中探望他。这不仅因为他们是亲密的同事和朋友。皮达科夫在领导重工业方面的卓著成绩为奥尔忠尼启则所倚重，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根本不认为皮达科夫是敌人，当他得知皮达科夫最终还是被处决后，他感到非常难过。 他再次向斯大林申辩，明确反对这种滥杀无辜的恐怖政策，甚至公开抨击内务人民委员会。斯大林对这位昔日战友的“不识时务”逐渐失去了忍耐，而奥尔忠尼启则的冲动性格加速了两人的矛盾激化，分道扬镳已不可避免……

奥尔忠尼启则后来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材料说明自杀的原因，但是三个方面的压力迫使他作了最后抉择：其一，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奥尔忠尼启则在外高加索同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，这些同志只要到中央来都会先请教他，征求他的意见。但是1931年贝利亚在斯大林的提拔下当了格鲁吉亚的领导人，情况开始发生变化。1931年夏，斯大林回乡休假，担任外高加索格别乌主席的贝利亚负责总书记的安全保卫。由于他善于揣摩领袖心思，结果讨得斯大林的信任和欢心。从此以后，贝利亚官运亨通，青云直上，一年功夫他就升任高加索边区党委第一书记。虽然奥尔忠尼启则很早就对斯大林说贝利亚是个无原则的恶棍，但斯大林不以为然，反而是贝利亚的挑拨，在斯大林心中播下了怀疑奥尔忠尼启则的种子。外高加索人在贝利亚的影响下也逐渐疏远了他，他们对他态度的变化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，奥尔忠尼启则在与好友、联共(布)中央政治局委员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谈话中认为，这与斯大林有关，说明自己已经不再受到信任了。而这种“信任”乃是他生存的依靠。